《中华读书报》年前刊载了上海藏书家吴钧陶先生的一封信。吴先生在信中说，愿出售珍藏的6册民国时期的珍版书，以换5000元捐建一所希望小学。信中还附了这6册书的书目，它们是：1934年版的鲁迅和许广平的《两地书》、厨川白村著鲁迅译的第10版《苦闷的象征》、1932年初版《冰心诗集》、1933年4月版《新月诗选》、1929年4月版的闻一多《死水》、郭沫若和钱君胥合译1935年版的《茵梦湖》。
吴先生的精神值得赞赏。这件事也说明一个问题，所谓珍本善本并非都是宋版元椠，或者是明清精刻本。距今几十年，即民国时期出版的书，也是有其版本价值，同样可以卖大价钱的。比如这本初版本《冰心诗集》，这是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声誉很高的书，它实际上是《冰心全集》中的第二部。这套全集共分三部，第一部为小说，第三部是散文，冰心是世纪同龄人，1932年，她才32岁，为何就要出全集呢？这时鲁迅还没出全集，胡适才出了《胡适文存》。原来，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冰心著作的盗版书，地摊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冰心女士的各种集子，甚至出现了《冰心女士全集》、《冰心女士全集续编》之类编印粗劣的书。无奈之下，冰心说自己“就下了决心，来编一本我所不敢出的全集”，这是“唯一的纠正办法”。这本书的版本意义在于，它是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第一部在世作家的全集书。笔者查1935年出版的《生活全国总书目》。截至编这本书目时，文学类的个人总集共有三种，除了《冰心全集》以外，一是苏曼殊的《曼殊全集》，另一种是蒋光慈的《光慈遗集》。后两位当时都已去世了。这本《冰心诗集》的版本意义和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了。吴先生的开价不算高，到旧书刊拍卖行看一下，以上千元、甚至上万元一本成交的民国书刊已不在少数。尽管不能完全以价格高低作为衡量版本价值大小的标准，但至少可作参考，古籍善本也是常用金钱的价格来衡量价值的。下面笔者开列几种近年民国书刊的拍卖价：
1936年刊印的一册《梅兰芳戏装锦集》（彩版），以38000元成交；1936年上海开华书局出版的《南社诗集》，柳亚子主编，以6000元成交；阿英《海市集》，北新书局1936年版，拍价600元；巴金《爱情三部曲》，1936年上海良友合订本，以2500元成交。
一册张爱玲的散文集《流言》，1944年上海五洲书报社的初版本，书的品相并不好，书脊已有破损。起拍价定的倒很低，只100元，结果，叫价一路上扬，最后升至1500元，让在场者大跌眼镜。难怪有些报刊惊呼“民国书刊值钱了”。
看来，和其他艺术收藏品一样，书刊的价值并不与年代的远近完全成比例。陶制品瓷还是宋瓷为上，并非是数千年前的陶俑；邮市上1980年的猴票比50年代的许多邮票值钱得多。
我国对古籍善本的划分标准有“三性”之说，即历史文物性、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，如果按此标准来衡量，（这里且不说古籍善本以1911年前出版的为选定标准是否科学），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刊完全可以列入善本范围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具代表性的鲁迅的书。鲁迅一生辛勤笔耕，留下400多万字著述。在鲁迅生前，这些著述的大部分都已出版。这些书的学术价值不用说了，就装帧艺术来说，也是具有代表性的。鲁迅对自己著作的出版是十分认真的。他喜欢把自己的书打扮的漂亮一些。鲁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是：纸张要好，天地要宽，插图要精致。对每种书都是精心选择篇目，仔细校勘，连书名的确定都很讲究。《朝花夕拾》最初定名是《旧事重提》，几经琢磨，才选了现在这样优美动听的书名。以鲁迅著作的学术性和历史文物价值，加上这些书校印精良，装帧精美，可以说，经鲁迅手出版的这些书，尤其是一些初版本，都是名副其实的善本书。其中有些书由于历史原因，世存极少，已是国库秘宝。你花十万八万，现在还能弄到宋版书，鲁迅有些书，现在要收藏的话可能性已极小。民国前一年，鲁迅、周作人兄弟在日本出版的译著《域外小说集》，它在东京和上海只卖出了二十来本，库存的书和版子又遭火劫。三十年前就有人估计，此书世存不会超过六、七册。时至今日，那就只会更少了。
还有一些鲁迅编辑的书，说它是善本书，也是完全够格的。瞿秋白就义后，鲁迅编了一部瞿秋白文艺译著《海上述林》来纪念老友。这部书的印制十分讲究。共有两种版本，一种是脊麻布面、金顶、金字，印100部；另一种是蓝色绒面、蓝顶、金字，印400部，都用重磅道林纸精印，被当时的中国出版界誉为是从未有过的最佳版本。鲁迅素爱版画、笺纸，1933年他约同郑振铎一起编印了精致的《北平笺谱》。全书锦缎套皮合一函。为防盗印，内附有鲁、郑两人签名一纸。初版编号100部，其中大部分赠送，剩下的几天即售罄。后再版100部。鲁迅幽默地说，“至三十世纪，必与唐版媲美矣。”其实，不到半个世纪，连目睹这部画册已是难得了。1998年嘉德拍卖会上出现了一部《北平笺谱》，以115500元敲定，而且不见得是初版编号本。
一些和鲁迅有关的书也是极有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的。前几年，北京拍卖了一册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初版本，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本书的价值。它是民国九年东亚图书馆初版，世存已极少。更为难得的是这是胡适送鲁迅的签名本。世存胡适赠鲁迅的签名本还有《西游记考证》和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等。鲁迅曾致胡适信说，他读了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觉得“警辟之至，大快人心！”认为“这种历史的提示，胜于许多空理论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11卷413页）胡适治小说，鲁迅也治小说，在早期彼此有许多学术交流，并不像一些研究认为的那样，两人只是两个营垒积怨甚深的宿敌。这些签名本就是有力的见证。
和古籍一样，现代版本对研究一个学者、一部作品都是相当重要的。前一阶段，上海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围绕吴晗《朱元璋传》的版本问题开展了一次讨论。《朱元璋传》是吴晗的一部主要著作。1943年吴晗写了一本《明太祖》（重庆胜利出版社印，共5000册，其中3000册取名《明太祖》，另2000册取名《从僧钵到皇权》）。1947年后，他以此为蓝本，用一年时间，进行了修改增写，由原稿8万字扩充到近16万，又增加了500多条小注。1948年以《朱元璋传》书名出版。这部书引起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的兴趣，当然他对此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这种见解难免会对吴晗产生影响，而且也会对整个一代中国史学产生影响。1964年，吴晗对《朱元璋传》进行了改写。在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上，旧本说朱元璋“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，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”，新本说朱元璋“功大于过”，“是一个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。在历代封建帝王中，他是一个比较突出、卓越的人物。”其他改动的地方也很多。有些改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事。比较新本和旧本，对研究这一著作有重要意义。
五、六十年代，相当一批“五四”新文学作品被作家自己违心地修改，这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。叶圣陶的《倪焕之》，1929年初版时，小说以主人公倪焕之痛苦地死去结尾。可解放后的版本却改成他投身于工人阶级队伍了。老舍在《骆驼祥子》里删掉了祥子出卖阮明的情节，曹禺甚至把《雷雨》改写成四凤没有死，而是跟着鲁大海闹革命去了，《日出》中的男主人公方达生也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。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，从30年代到70年代几经修改，这部书是这一领域的有影响的著作，但几次修改的历史痕迹也留下来了，到70年代，明显地出现了“评法批儒”的影子。对照这些书的前后版本，真让人感叹：“一本书也是有命运的”。有人说，修订再版后的文章只能看到作者的外表，只有初版书才能看到作者的灵魂。寻觅这些书的初版本，一直是研究者和收藏家感兴趣的事。
民国时期出版的革命历史文献也是弥足珍贵的。比如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大事，由于在建国前，马克思的著作是禁止公开发行的，加上战火及各种书厄，现在要寻觅早期马恩的汉译本，已是相当困难了。1920年，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全译本，初版印了1000册，据说这种本子全国仅存几册。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、李大钊、瞿秋白、毛泽东都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，都是写文章的高手，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留下了不少著述，但这些著述的原版书，现在要寻觅已相当不易。一套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编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上下两册，在拍卖会上从底价1000元攀升，最后拍定为3800元。前些天有家报纸报道说，发现了大革命国共合作时，由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主编的《政治周报》，这则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和收藏界的兴趣。不过据考证，这套《政治周报》是解放后的影印本，世存的原版《政治周报》只在北京、上海的大图书馆里有数的二三套。
现在有不少人在收藏老期刊。民国时期期刊的种类非常繁多，有人统计，仅1936年，上海出版的期刊就达308种。但经战乱和人为的毁灭，世存本来就不多。同时，由于期刊浩如烟海，一般图书馆和收藏者受财力和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对此都不敢轻易下手，这也是存世量小的一个原因。物以稀为贵，想当年冷摊上几个铜板一份的旧期刊，如今已弄得几十元上百元一本。五年前，在中国书店拍卖会上，50本创刊号以7000元落槌。嘉德公司紧随其后，30种老期刊竟拍至5000元，一部《十日戏剧》仅80册，居然以2万元成交。十多年前就有行家断言，老期刊必将成为“明版书”。当时听者一笑置之，谁知不到10年，此言已成事实。
毋庸置疑，民国书刊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。但据笔者所知，民国书刊的版本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，至今还没有一本版本学、文献学、目录学的教科书把民国书刊列入研究范围。早在1962年，唐?先生出了一本《书话》，这是研究新文学版本的开山之作，近年姜德明、倪墨炎、陈子善等书话作品，对“五四”以来主要是文学类书刊作了不少介绍和探讨。期待有更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民国书刊版本的著述出现。
